十七世紀的臺灣基督教史
─史料與研究─（待定稿）
翁佳音
| 目 次 一、前言
四、研究的課題與展望 |
| 一、前言 基督教在十九世紀以前傳入亞洲的歷史，歷來頗受中外學者的注意與研究。不過，關於基督新教傳入華人地區的歷史，就如史家方豪神父所說的： 西洋科學傳入中國是分兩條路線的：一是義大利、葡萄牙等國教士從澳門傳入，因有中國學者接受，並獲得朝廷信任，所以影響較大；另一條是西班牙或荷蘭教士，從馬尼拉、長崎等處向華僑傳佈，程度較淺，所以影響不大，但不能忽視。 亦即歷來的研究重心，是以義大利、葡萄牙的舊教為主。相對的，西班牙、荷蘭的新、舊教在馬尼拉、長崎等處的宣教，比較不被重視。十七世紀的臺灣宣教，正處於方神父所說的另一條「程度較淺、 影響不大」之路線上。如所週知，歐洲基督新教國家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來，均忙於解決國內宗派林立之事，無暇如天主教國家一樣，致力往海外宣教。改革宗基督教往外，特別是往亞洲宣教的熱潮，乃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。在這種歷史脈絡中，有意思的是，臺灣居然成為十七世紀基督新教在亞洲傳教成功的少數特例。不唯如此，荷蘭人在臺的宣教，對臺灣南部的漢化原住民之影響，亦為研究者所承認之事。此外，西班牙人在北臺灣宣教的結果，經初步研究，其對臺灣的影響，亦超乎我們所能想像。 因此，不論從教會史或臺灣史的角度來看，十七世紀的臺灣基督教史，都應該進一步加以重視，並繼續進一步研究。以下，本文略微介紹有關十七世紀臺灣基督教的史料，並討論研究情形，最後提出課題與展望。 |
| 二、十七世紀臺灣教會史的資料與檔案 既然荷蘭與西班牙的新舊基督教，都同時在臺灣各自傳過教。而且，西班牙在北臺灣的宣教成果，後來為荷蘭人所接收，荷蘭人並在淡水與基隆設立基督教學校。換言之，從臺灣的立場來看，研究十七世紀時期的基督新教史，實不應忽略西班牙的資料與檔案。 一）西班牙方面的資料與檔案 有關基督舊教，即天主教方面在臺灣的宣教檔檔案與資料，其實在二十世紀初，Blair & Robertson所編譯的五十五冊《菲律賓群島誌》大套叢書裡，其中已經從西班牙文檔案中，摘譯出宣教士呈西班牙國王的函件、有關北臺宣教的概況，以及當時人所寫的教區歷史，可資初步研究之用。 此外，一些已經出版的西班牙文書籍、方豪神父所介紹的相關資料，仍然值得費神一讀。又，這裡要特別介紹的是，臺大外文系的西班牙人鮑曉鷗教授（Prof. J. Borao），最近幾年來在我們國內某些單位的支持下，又從菲律賓、西班牙的檔案館中搜尋有關臺灣資料，並有英譯即將出版，相信可提供不諳西班牙文的研究者不少方便之處。 我自己也獨立收集這方面的二手資料、論文，並編有書目解題。但我的西班牙語閱讀能力還猶待加強，暫時藏拙為宜，並期待精於西班牙文的國內研究者，特別是舊教的兄姐，能夠早日發表這方面的文章。 二）荷蘭方面的出版資料與檔案 至於荷蘭方面的教會關係檔案與資料，自日本時代以來，已不乏學者專家為文介紹，我不再重複。這裡，我想再談一下大家比較熟悉，而且是重要的資料，即教會史家胡婁特（J. A. Grothe）所編纂的《舊荷蘭海外宣教檔案彙編鉟O灣部份》。本書的資料來源，主要是從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中的〈決議錄〉、〈日記〉與〈信件〉等，以及荷蘭傳統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中，將重要的教會資料，按年份編排出版。此書出版大約十五、六年後，即有甘為霖（W. Campbell）牧師的英譯文刊行，為非歐語圈的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。若說目前有關十七世紀荷蘭在臺灣宣教史的研究成果，幾乎都是靠甘為霖牧師的英譯本而來，亦非過份誇張之言。 不過，胡婁特在編纂原檔的過程中，仍然遺漏了部份資料。不僅如此，甘為霖牧師的英譯本，亦有若干遺漏甚或誤譯之處。由此可見，今後仍然有必要再收集胡婁特所遺漏的資料，甚至是核對他抄寫編印，以及在後來的翻譯成英、日與中文過程中，是否有關鍵性錯誤之處。 另外，最近幾年來荷蘭國家檔案局陸續出版的《臺灣日記》，也是研究當時教會史與社會、政治方面不可或缺重要的資料，正待有心單位的繼續支持，以及研究者長期犧牲奉獻，從事出版中文翻譯與註解。目前，巴達維亞城的《總督一般報告》有關臺灣部份，已經有中國的留學生完成譯註工作，國內某家出版社正付梓中。屆時，對研究荷蘭時代教會史的人而言，將是一大福音，文獻的語言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障礙。 三）荷蘭方面未出版的檔案 雖然，將近百餘年來，海牙國家檔案館所藏的資料、檔案陸續被檔案專家編註活字刊行，但仍有絕大部分的原檔仍靜躺於檔案館的書架上，所幸有關臺灣的部分，大多已製成微卷，國內研究者不用風塵僕僕飛往荷蘭調閱與抄寫。當然，海牙國家檔案館中，猷有臺灣相關部尚未被製成微卷者，例如檔案館第一部門（Eerste afdeling）的私人捐贈收藏檔案中，史威爾（Sweer）、范•柏克豪（Van Berkhout）家族的收藏文書。尤其是後者，有不少康德（G. Candidus）與戴雍（De Jonge = R. Junius）兩位重要牧師的信件。這些海牙檔案館的資料，國內目前似仍未有收存。 海牙國家檔案館以外，其他城市的檔案館或機構，亦藏有未出版的檔案，就我目前所知，有： （一）優特烈賀特國家檔案館（Rijksarchief, Utrecht），其中的海得寇波家族（Huydecoper）檔案中，有幾件有關臺灣的史料。其中一件是大家所熟悉的康德（G. Candidus）牧師之一六二八年〈臺灣記略〉報告稿件。十餘年前，該稿件重新被發現，並被介紹於世，我們才得知目前刊行的〈臺灣記略〉之荷文或各種語言的譯文，多有抄錯或譯錯之處。 （二）荷蘭傳統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（Archief Classis Amsterdam van de Nederlands Hervormde Kerk）的檔案。其中有一六四三、五○年大員教會議事會的資料，以及歐厚夫（H. Olhof） 牧師用新港語翻譯的教裡問答，並附有祈禱文、詩篇（新港語？）。這個檔案雖數量甚少，而且也有研究者引用過，但為資料齊全計，還是有必要抄寫回來。 （三）鹿特丹市立檔案館（Gemeente Archief, Rotterdam）裡的《手稿原件匯集（Handschriften-verzameling）》中，有一六五二年韓步魯（A. Hambrouck）、柯來福（J. Kruijf）與哈柏特（G. Happart）三位牧師寫給阿姆斯特丹中會的信函原件。 這些未出版的檔案，雖然有些是副件，以及有些文件的內容，在其他以及有些文件的內容，在其他的文件或出版資料中可以找到。但製作微卷在國內備存以供核對，仍然有必要的。我老早就想進行，可惜，因其他非學術的人事原因之牽扯，遲遲無法動工。 |
| 三、十七世紀臺灣基督教史研究的遺產 一）幾位重要的外國臺灣教會史研究者 約略再介紹完十七世紀臺灣基督教史料後，我也略談一下研究情形。平情而論，有關西班牙與荷蘭人在臺灣宣教的歷史，至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的基礎研究成果，為我們奠定了更進一步的研究。比較為人所知的蘇格蘭基督長老教會的甘為霖牧師，以及西班牙天主教阿耳瓦列司神父（J. Alvarez）的著作。甘為霖牧師的業績已有目共睹，無庸在本文重提。阿耳瓦列司神父的《臺灣史地誌》倒是值得在這裡一提。該書的第二冊系統性地載有西班牙在北臺宣教的情形，並附有原檔資料的摘譯。可惜的是，國內有關單位在五、六○年代翻譯臺灣史外文研究書籍的過程中，卻漏掉這一本。多年來，我一直找人合作翻譯與註解該書，但可能是翻譯的事業在學術界不被肯定與支持，所以延宕迄今。 上述兩位外國人之外，一位日本人大國督所編寫的《臺灣天主教史》，亦不應被忽略，該書敘述十七世紀臺灣教會史時，也參考了不少阿耳瓦列司神父的著作。此外，就我所知，自臺灣重新開放宣教後，有些歐洲宣教士來臺時，本身對歷史有興趣，亦從事整理但並未出版問諸於世，這方面的研究手稿，似乎值得吾人再花一點心思去找尋。 無論如何，上面所述的幾個人之作品，在國內大致可以找到。我底下要補充的是，可能因荷蘭語對大家而言較不熟悉，而一直以為十七世紀的荷蘭臺灣教會史的研究，是由甘為霖牧師開創研究風氣之先，如此一來，荷蘭人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對其失落的海外殖民地鉟O灣，重新產生研究興趣之事，以及所遺留的成果，恐怕連帶也被忽略了。 二）教會史研究興起的背景 十九世紀之前，天主教雖然曾一再嘗試，企圖重新回到臺灣傳教，但都未能成功。另一方面，如所週知，一八○三年，基督新教由馬禮遜（R. Morrison）來亞洲，開展了新教在華人國度宣揚熱潮的序曲。在亞洲有荷印殖民地的荷蘭，因而於一八二三年左右，由荷蘭聖經公會（Nederlands Bijbelgenootschap）派遣德人郭實臘（Rev. C. G. Gutzlaff）前往中國傳教。郭實臘牧師到中國後，於一八三○年代就注意到臺灣，他還從法連太因（F. Valentyn）的《新舊東印度公司》一書所記的荷蘭人在臺灣宣教的事蹟，用英文向歐、美人士介紹，臺灣曾為基督教國度之事漸為人所知。五○年，郭實臘牧師回荷蘭，向荷蘭人募捐奉獻支持海外宣教事業，此時關心海外宣教的荷蘭教會人士，已開始注意包括臺灣在內的過去亞洲宣教歷史。 也就在這段期間，一八三九年，由巴達維亞的牧師侯曄華博士（W. R. van Hoevel）於巴達維亞（爪哇）改革宗教會檔案館中，找到哈柏特牧師所編輯的虎尾語（Favolang）字典的手稿，隨即，先由英國麥都思（W. H. Medhurst）牧師譯成英文刊行，其後再原件印行；符力士博士（C. J. van der Vlis）亦在此時於Utrecht學院圖書館發現西拉雅的語彙稿。這些荷蘭時代宣教士向臺灣原住民教育的語言資料重新出土，不只重開歐洲語言學家注意到臺灣的南島語系問題，同時也開始正視荷蘭人在臺灣的宣教的事蹟。 對亞洲殖民地宣教史的關心，當然先起於當時爪哇的巴達維亞教會界。其中有Brumund與Millies等人開始從檔案中整理荷蘭人十七、八世紀的教會檔案。一八八四年，步來殷（Troostenburg de Bruyn）牧師的《荷印改革宗教會史》一書，便是利用了當時的文章與檔案，討論到當時在臺灣的宣教士事蹟、宣教與語言教育等問題。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宣教事蹟，此時似乎也引起荷蘭國內的注意，人們開始恢復記得鄭成功圍城時，韓步魯（Hambroek）牧師的英勇殉教事蹟，而且其史事的真偽問題也引起討論。在這種往海外宣教，以及重新回顧歷史的氣氛中，因此有荷蘭教會史家胡樓特（J. A. Grothe）自一八八四年前後以降，在本國陸續刊行《舊荷蘭海外宣教檔案彙編》之壯舉。 此時，歐洲方面的英、荷兩國之新教已合作多時，共同注意殖民地的宣教歷史經驗。臺灣自一八六五年，由蘇格蘭長老會重新再展開宣教後，亦受歐洲教界的關心。大約一八八八年前後，知道荷蘭有上述檔案與研究成果的甘為霖牧師返回歐洲，順道往荷蘭到萊頓大學，在語言學家柯倫（Kern）教授的協助下，找出新港語馬太福音的原版。甘牧師並附上英語而重新印於世，他還鼓勵荷蘭人再繼續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。此後，甘牧師致力於將荷蘭的教會檔案、資料，如：法連太因的《新舊東印度公司志》、揆一的《被遺誤的臺灣》，以及胡婁特的《海外宣教檔案》等重要作品翻譯為英文，廣向歐陸以外的世界介紹，方便不識荷蘭語的研究者非鮮。 三）研究的學術化 無可否認，由於甘為霖牧師的熱心介紹，回過頭來也再刺激二十世紀初的學院內荷蘭教會史家的研究。教會史家科衲貝教授（L. Knappert）因此而寫了〈在臺灣的荷蘭先驅者〉等有關臺灣教會史的小論文。一九三一年，辛瑟（W. Ginsel）在他的指導下，完成《東印度商業公司轄下的臺灣改革宗教會史》的博士學位論文。辛瑟是在印尼出生的荷蘭人，後來在萊頓大學讀神學院。他畢業之後，似乎又返回印尼當牧師，我曾在萊頓大學神學院尋找有關他的資料，但僅在一份教會報上看到刊載辛瑟的博士論文出版消息，餘無所得。要之，辛瑟的博士論文引用了不少胡婁特或甘為霖牧師所未收錄的檔案，而且對當時荷蘭人的宣教史之研究相當有系統性，很期待國內有中譯本的刊行。 至於其他外國學者新近的研究，由於時間的限制，我希望在會後再補齊。這裡，我想要特別介紹的是一位本土的研究者，即：基督長老教會的退休牧師徐謙信。我個人以為，雖然自甘為霖牧師以後，並非無本土的有心人士或研究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，但大體難有新見解的出現。可是，徐牧師值得推崇的原因，在於他把荷蘭時代的教會史，以新教的用語來敘述，使吾人在研讀荷蘭時代的基督教史之時，不至有隔閡之感。而這種工作，我認為應該是目前十七世紀教會史研究的緊急課題之一。 |
| 四、研究的課題與展望 除有系統地培養研究生外，我認為仍有如下的基礎工作要進行：。 一，外文檔案中怪異詞彙的註解譯文的核定 雖然檔案的翻譯與註解工作，在國內學界並未受到應該有的重視與回報。但我還是認為這個工作應該有人來作，讓我們的獎賞放在天上。我姑且舉荷蘭資料中的地名問題（西班牙資料容另文交代），譬如：著名的「Favorlang教區」，在目前的研究中，幾乎都被譯為「法波蘭教區」。這種譯名，實在無法讓人瞭解荷蘭人宣教的範圍。其實，此語就是今天的虎尾一帶。 還有，有關教會名詞的考訂等。「疾病慰問師」、「牧師候補」，「評議會」、「中會」與「大會」等的問題，由於曾經日本人的翻譯，我們在戰後又未把他更正過來，使得要瞭解該時段的教會制度問題，格外艱辛。 另外，有些中譯文，可能還要重新核對。我估舉一例，有人引資料云：「普通的中國人十分貧困」，以致有些人「打著赤腳進入教堂」。是誤譯。原意是：規劃漢人不得在拜天赤腳於外面行路。 二，重建事實應優先於歷史解釋 我不得不老實說，雖然十七世紀的教會史研究，有一定的成果，但距離「事實」的呈現，恐怕還有一段距離。我不太欣賞在歷史的建構尚未清明之前，就從事類如「政教關係」，或「殖民政府與教會」等的論述與解釋。 我姑舉幾例：一般以為麻豆神學校只是建議階段，未及實行，可是我指出當時的神學校確實在臺南的蕭杄（今臺南縣佳里）建立；有關西班牙在北部臺灣宣教，目前雖留存的檔案甚少，幸運的是荷蘭保留有相關的片段情報，可作研究西班牙人傳教的補助材料。從中，我們也可以發現西班牙人在臺的宣教，並不像有些論者所強調的那樣，都是衝突關係。 另外，目前學界的看法是，十七世紀時，當時西、荷兩國的宣教對象只在臺灣的原住民，但隨著研究的深入，我們也可看到，在十七世紀之初，漢人基督徒與臺灣歷史有密切的關係！鄭成功之父鄭芝龍（Nicolas Iquan），李旦（Andrea Dittis）是天主教徒是天主教徒。最近的研究，發現臺灣近代初期史的重要人物，如十七世紀初帶領荷蘭人到中國海域、澎湖一帶貿易，被明朝官方文獻稱為「海澄奸商」的李錦（Gimpo），他可能是亞洲第一位著名的華人新教信徒。另外，著名的海盜顏思齊（Pedro China），則是天主教徒。 三，影、抄目前存於荷蘭的有關教會檔案 第二節第三項所提到的荷蘭未出版檔案部份，國內也無微卷，應該有人前往抄製。檔案與資料較齊全，對於研究可能比較方便。例如辛瑟提到檔案中無Masius牧師在北臺灣方面的宣教資料，其實若再深入閱讀檔案，仍可發現有關的資料，這都有待今後的再進一步收集。 |
本文原載於《台灣基督教
史─史料與研究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主辦單位：中原大學、宇宙光傳播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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